张爱玲在《更衣记》写到：「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，那就是樟脑的香，甜而稳妥，像记得分明的快乐，甜而怅惘，像忘却了的忧愁。」在时装设计师温庆珠的回忆里，童年的气味是陪伴母亲到洋裁店订制一套套漂亮的旗袍，用剩馀的零码布料做衣服给自己穿。嗅着母亲旗袍上的香水味，耽溺在甜腻又快乐的幸福里。旗袍，是温庆珠与母亲的花样年华，想到从前是怎样过日子的。

六十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，买布料上门找裁缝师量身订制，是当时太太们最主要的服装。短袖的、无袖的；高衩的、收腰的；这件下䙓适合滚道边，那道开襟可镶金扣子；元宝领衬出一张秀丽的瓜子脸，花色太素的旗袍，袖子领子就要张扬些…时尚的翻云复雨手在女人的衣柜里掌控全局。

旗袍展现东方女性典雅温婉的特质，在王家卫的电影《花样年华》将六十年代讲究穿衣的玩美女人诠释得淋漓尽致。除了风格化的怀旧影像，张曼玉那一身缤纷多姿的旗袍，更成了《花样年华》鲜明的视觉符号。非仅它标示的时代意义，更是一种乡愁。在王家卫童年的记忆里，旗袍是上海女人的普遍服式，张爱玲在《更衣记》里更记下了旗袍出现的时间：「一九二一年，女人穿上了长袍。」而后四十年代因国共内战，大批逃难的上海人携家带眷走避香港，王家卫也是其中之一。一些技艺超群的旗袍师傅也随富商巨贾来港落脚。从「大上海」到「小香港」，不变的是对家乡景物的缅怀。

旗袍象征女性自觉与追求自由

随着西方时尚风潮与女性意识的抬头，女人的三围自此从清教徒般的宽衫中解放，随心所欲展现体态美。六十年代缝制旗袍的手艺发展到了高峰，由上海人在香港发扬光大，每个女人的衣橱里少说也有三五件最流行的花色。无论是在家悠閒读报还是夜里拎着小汤锅出外买馄饨，爱面子更爱漂亮的上海女人从发型、衣饰到高跟鞋，时刻打理的光鲜亮丽，步履风姿绰约，这，才是有形有款的阿拉上海人。

旗袍是一种身体语言与高明政治

女人借由服装寻求认同、表述自我，当剪裁俐落的套装在穿衣镜前扣上最后一颗钮扣时，专业形象于是完成。一袭手工刺绣蕾丝、网纱，与印花爆破丹宁的冲突设计的长洋装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的不羁和性感，轻松掠夺晚宴上的男人目光与在场女人的窃窃私语。衣服是手段，衣服是论述，衣服更是一场表演。当苏丽珍和周慕云在窄仄的走廊擦身而过，在昏暗的街梯上上下下时，那流动在两人之间0.01公分距离的微气候，都借由一袭剪裁极合身的旗袍彰显出彼此的紧张关系。一方面自信展现婀娜款摆的身体线条，牵引周慕云的心神，一方面又把真实情感压抑隐藏起来。女人的美德徘徊在攻与防之间进退两难，禁锢在旗袍底下的肉身和慾望，让她的快乐更快乐，因为觉得不应该。

旗袍有时是欲语还休的假面告白

苏丽珍那一身高领、绷紧三围的旗袍，犹如张爱玲笔下「一袭华美的袍，上面爬满了蚤子」。漂亮有礼、性格拘谨的少妇形同深闺怨妇，长期得不到丈夫的关爱，换来的却是情感的背叛。她用一件件最豔丽的旗袍花衫自筑高墙，掩饰她内心最苍白贫血的一面。也不是没想过报复性出轨，暗巷里，她与他玩起「角色互换」的游戏，虚拟彼此的配偶谁是主动挑逗的一方，揣想他们到底是怎么开始的。两人从擦身而过、同病相怜到互生情愫，在旗袍的一把道德尺下，一切显得无能为力。大片的云在心底飘掠而过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。

祖母衣柜旧花裙里日月长

王家卫的旗袍魅影是物质主义者的抒情，在乎曾经拥有，借由老物件的复刻与过往重修旧好。张爱玲的衣恋性是生死相许的契阔，她在《更衣记》写道：「有个西方作家曾经抱怨过，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，慎重考虑。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『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』的时候，也是一往情深的。」就连那回上街无缘买成的布料，也是念念不忘，像失恋般揪心哀怨的。《花样年华》里张曼玉穿的二十多套花花彩彩的旗袍，有部分布料是美术指导张叔平从外地买来的旧花裙，由香港铜锣湾的裁缝师傅梁朗光将之改缝订制，并根据三十年代老上海的款式所设计，因此与现代的旗袍有点不同。领子内藏一块透明薄片，比一般高挺，腰身剪裁也更熨贴，凸显女性的线条美。

「当一个女人粲然一笑时，她的衣服必须也一起微笑」

这是二十世纪法国杰出的服装设计师薇欧内夫人（Madeleine Vionnet, 1876-1975）的名言。她的服饰设计以浪漫典雅的「希腊古典风」着称，用最少的剪裁、最少的接缝以增加贴身性，一如身体与旗袍的恋人絮语。从一块布料到一件花衫，不同的衣服赋予身体不同的表情，随着女人的更衣记来来去去，每一件都是情深缘浅。

最美的回忆是in the mood for love，在下不停的雨中走进记忆深处的旧胶捲。旗袍也许会再捲土重来，可是陪母亲上迪化街买布料、在款式设计上费尽心思、各找独家巧手裁缝的局面，大概不会再出现了。如同电影《花样年华》最后的字幕：「那个时代已过去，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」那段消逝了的岁月，就像心口上的一颗珠砂痣，藏在各自的衣服里。

*以上图片来自网路

*原文刊载于温庆珠流行事业集团 IW期刊